《东京审判》胜利8.15 迟来的审判日(转)

恰恰

东条英机的精神蛊惑危害远远超过刽子手
撰文：司马平邦
假设中日之间今后一直不再起大规模的战事，相信1930到1940年代前后长达14年的日中战争，一定会仍然作为中国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的主演素材之一，潜藏在中国民间的那股复仇情绪几十年来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有任何消减，相反却大有与日俱增的势头，它更像一种官方或民间的思维传统，说它爱国也好，自强也罢，反正在有中国人在的人群中一提到“抗日”这两个字，就一定会由衷地凝聚起一伙人或一行人，引得热血沸腾。
1988年，第一次看到《红高梁》时，曾经几次在大学礼堂里与上千同学一起为其中激昂悲壮的段落鼓掌，散场后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都拍得通红，虽然在此之前看过《小兵张嘎》、《地道战》和《血战台儿庄》这样的抗战名片，但《红高梁》里用血红的的高梁地和血红的鲜血渲染过的中国人的复仇情绪，正是几十年来一直散落在民间，忽然这一天被张艺谋用摄影机收集起来，制成可以登堂入室的民族图腾，供每个有热血的中国人膜拜。
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电影技术，什么是第五代；相信，第五代假设没有号叫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和“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的《红高梁》，也不过一堆很快报废的前卫电影技术的零件，有了《红高梁》，它居然组装成了一架超音速战斗机，一飞冲天。
姜文在最后一个镜头前的彤红剪影其实也就是那股潜藏在中国民间几十年的复仇怒火。
但遗憾的是，也是这个长着一对外展如轮的扇风耳的男人，十几年后居然搞出了一部充满怀疑心理和自卑心态的《鬼子来了》，他把发生在唐山的一段抗战中的民间事件（也可能是完全杜撰）用技术近于完美的影像进行放大定格，同样是那颗长着一对扇风耳的脑袋在同胞们麻木的旁观中被战败的鬼子兵砍下来，这个完全可以和《红高梁》接连下来的故事竟然让当年的民间英雄“我爷爷”成为一个可悲可怜的杀人犯。
有人为《鬼子来了》的被禁鸣不平，但我相信在中国它的被禁实在是姜文的万幸，更不相信中国普通大众会接受一部主流电影会对他们几十年的复仇底火进行如此的漠视和亵渎。
而《东京审判》的震撼力不但是对潜伏在中国民间几十年的那股复仇底火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官方肯定，更是以审判日的终极方式把发动那场让几千万中国人生灵涂炭的战争的源头――日本军国主义打入地狱。
一队日本兵被红高梁酒制成的地雷炸死，一个日本俘虏被一个中国农民打死――与《东京审判》里，中国法官最终推动国际法庭裁定绞死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等战犯相比，显然都是微观的和技术性的，它虽然没有什么血肉搏杀的战争场景，但当年中国人史上第一次能在国际秩序中可以向最大的刽子手讨原血债的，并赢得亲手“杀死”他们合法权力，对于那股潜藏几十年的复仇底火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火山口。
《东京审判》中有一段国际法庭不同国籍法官对日本战犯的不同态度饶有兴味：苏联法官简单到直接送所有战犯进地狱，而印度法官则持宽容，寄希望于所有战犯的自我救赎。
其实所谓的国际道义，所谓的世界和平，从来没有纯洁得不染一点大国利益博弈的色彩，就像审判日本甲等战犯这样的巨大事件中也不尽为真正的公理和证据所完全左右，曾经一手创建日本细菌部队七三一的石井四郎战后就因美国的庇护得以逃过一死，转而美国人又把石井的经验用在对付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长于制造黑色剧集并精于刻画微妙的犯罪心理的高群书导演这次在《东京审判里》用冷静中的愤怒之心把当年那段外表俨然内里汹涌的最后审判过程真实再现，当年被告席上一些日本战犯仍然死硬，他们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哥哥教训不听话的弟弟”；有记者向歇斯底里拒不认罪的东条英机提问，假设再有一次那样的机会，他会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东条前首相的回答是肯定的。
其实，何止被处死的东条英机，战后的日本首相又有几个真正为当年的战争真心忏悔过，只是现在没有记者去公开向他们提出当年东条临死时面对的那个问题罢了。就在今年的8月15日，日本现任首相仍然会去参拜供奉了当年被国际法庭裁定为罪犯的靖国神社，东条英机当年被绞死了，但如他那样的首相似乎从来没有被绞死过。
从这一点上说，《东京审判》是超越所有影像技术的一次电影呈现。虽然那次审判发生在60年前，但是中国人在心理上，真正从体味痛苦的被伤害者到手执敌人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这在中国电影里，实在是第一次。
《东京审判》里的中国法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假设不能处死战犯，则我以死谢国人；60年后，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这样热血沸腾。当然，我们也会谈和平，谈和解，谈博爱，谈共享，但那确实应是完成了对犯罪的最后审判以后的优雅选项，总得有一个出口，让那股抑郁几十年的怒火得到喷发，因此必须去看看《东京审判》，只要你还是个中国人。
[ 本帖最后由 eniac 于 2007-2-12 20:21 编辑 ]